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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我国发行的邮票《东周青铜器》中，有一件青铜器赫然位列一套七枚之首，它就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莲鹤方壶！
莲鹤方壶，年出土于新郑郑国国君大墓。通高厘米，重64.28公斤。壶身为椭方形，颈部两侧装饰了两条回首观望的龙形怪兽构成双耳，腹部四周四条翼龙仿佛正在缓缓向上爬行，底部两只张口吐舌、侧首回望的卷尾兽，似乎正在倾其全力承托器身。最精彩的还是上层盖顶怒放的双层莲瓣，中央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被郭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晨肇贮”铜角为西周文物，通高27厘米，是目前所知角中最大的一件，故有“角王”之称；盖顶有半环钮，器口呈橄榄形，深腹圜底，三棱锥足，器腹一侧有兽首状鋬；盖及腹部有扉棱，其间采用“三层花”的手法装饰有云雷纹衬地的饕餮纹，颈部和足部则为蕉叶蝉纹，这是目前已知极少数使用三层花工艺的角之一，突出的扉棱在其他角器上也十分少见；盖与腹内壁对铭“晨肇贮用作父乙宝尊彝即册”12字，是角、爵类器物中拥有10字以上铭文的极少数器物之一。
角为饮酒器或温酒器，从文献记载来看，应是一类容量较大，和爵、觯[zhì]等酒器按照一定配比，在祭祀或宴飨时依据使用者身份尊卑区别使用的容器。其流行时间较短，仅见于商周之际。因此，与其他类别的青铜器相比，传世和出土的角的数量极其稀少。
“父丁”铜簋为西周文物，通高17.5厘米，口径22.3厘米，圈足径17.5厘米，为侈口，颈微束，圆腹较深，高圈足，桥形耳饰兽首纹，并有下垂的珥。腹部饰兽面纹，圈足饰夔龙纹，均有云雷纹衬底。器底有铭文两行7字，“作父丁宝尊彝，若”。铭文最后的“若”指铸器者所在的方国“鄀”，即今湖北宜城县，其位置大致在今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带。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容器。在商周时期，簋也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西周时代，它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与此相应，出土簋时所见也多为偶数组合。
左卧姿红釉陶狗，河南南阳汉墓出土，高42.5厘米，泥质红陶，通身饰红釉，现藏于河南博物院。陶狗呈左卧姿，由模制和捏塑而成，形体较大，空心。狗左顾，头上仰，两耳呈叶形外张，鼓目远视，张口露齿。颈部粗壮高挺，前肢直伸，后肢屈于腹侧，短尾，尾尖上卷。狗善守御，助人抵御凶灾，将陶狗置于墓中有镇墓、辟邪之意。
克黄升鼎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器物通高46厘米，重4.3千克，年出土于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和尚岭一号墓。
这件铜鼎造型灵动，口沿上有一对外撇的长方形立耳，束腰平底，腹部微鼓，底部为三只兽蹄形足，周身饰有蟠虺纹、
垂鳞纹、
绹索纹等纹饰，鼎内底部铸有“克黄之这件克黄升鼎是春秋中期楚式鼎的代表。所谓楚式鼎，是指由楚人创造的、并在楚民族或主要在楚民族中使用一定时间、具有独特个性的鼎的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束腰、平底、双耳外撇、器身内敛，这样的造型既具备了中原铜鼎简朴庄重的特点，又赋予了楚器向上张扬的态势和灵巧生动的造型。楚式升鼎这种有别于传统造型的全新的工艺形象，既是狂放不羁的楚人大胆创新的结果，也是国势强盛后的楚人与中原诸国分庭抗礼之下的时代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