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汉水的日子
八十三岁的韩正龙，在随县万福店凤凰山移民村度过了六年半。他觉得这儿的水和老家不一样。“老家的水是凉性的，这儿的上层一尺是热的。”邻居韩天鹤听医生说，吃久了会得尿结石。
老家的水，是汉水。很难有人比韩正龙更熟悉水性，年轻时他是一名纤夫，拉船在汉江上下游来往。
眼下韩正龙的日子，大抵只是在空荡的移民村院门前坐坐，晒晒异乡的太阳。一开口，他讲的事情全是水上的。
“在黄滩，水太大，船一下子打横了，我赶紧把搭包子（注：纤夫垫在肩上用于拉纤的挽具）一扔，一个趔趄，船就下滩了——－”，听讲的是个本地老头，一辈子呆在旱地里。
韩正龙是丹江口水库上游郧县韩家洲的人，老家四面环水。年8月29日，随着南水北调中线蓄水工程开始，一条轮渡将他和五个儿子以及几百名乡亲的家当载离了韩家洲，从此永远上了岸。几百公里风尘仆仆的大巴，是和水上生涯迥异的最初感受，以后就是这异乡旱地的生活。
六年半过去，韩正龙不知道自己是习惯了，还是从来没有习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眼下在这边养羊，其它两个全都回了郧县，驾船运沙在汉水上讨生活，大儿子也只是暂时在这边。回流是凤凰山移民村里普遍的情形，这是村里终日显得空落的原因。
在私心里，韩正龙想过像水娃子那样，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死在老家的水边，永远留在那里。纤夫生涯落下风湿的腿，不允许他这样做。
水娃子是韩正龙的同龄人，因为八字缺水起了这个名字，抑或是命里太多水，一生在水上打转，人们忘掉了他的大号，顺口喊了一辈子。
水娃子住在韩家洲的对面，和韩家人是亲戚。当初一同坐大巴迁来随县后，他几乎没怎么在距凤凰山几公里的黑龙口移民村里落户，很快父子一同回流老家打渔，直到前年去世，埋在江边的山上。
河南许昌县金营移民村，张荣光在夕阳中打理门前一小条菜地，这是在规划的绿化带上强行开出的。从淅川迁来之后，大儿子儿媳仍在老家，二儿子出远海捕鱼，依旧在水上讨生活。张荣光带着孙子住在这里。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的落脚处，第一次是在丹江口电站工程上马以后不久，被动员去青海支边。
“那里太苦了，逃了命回来。”一半的人把性命留在了青海。虽然这里的水也咸，不如老家淅川，但相比之下，张荣光已经满足。在这座村子里，还生活着和他一样从青海逃回来的20多个移民，包括他的哥哥。两人的父亲则饿死在了那里。
韩天鹤是韩正龙的侄子兼隔壁邻居，当过代课老师和供销社干部的他，是移民中的“文化人”。他的妻子儿女都回了十堰，一人留守在此。在这里，他早年下河捉鱼河沿江散步的习惯都已作古，变作了下象棋和写打油诗。在一首追叙搬迁离乡的古诗里，他写下“一江清水送北国，两汪苦泉自个儿喝。”
确实，祖辈栖居的江水，服从于中线调水的需要，在法律上已经不属于他们。但融进血液的水分无从析出。移民们像鱼儿那样洄游，像弃置的端午锣鼓，保留着往昔的回声。
水娃子
水娃子搬下来不久，就跟儿子回老家了。
老家的房子已经拆除，儿子康正宝眼下栖身在废弃的学校里，这是他在老父过世之后觅得的栖身之所，之前一直寄居在亲戚家。学校在坡顶，需要爬一段有些陡的便道，库区蓄水淹不到这里。但它的生源大部分随移民迁走，三层教学楼砖体发霉开裂，已成危房，院坝里长了一地芝麻。
康正宝的安身处是三楼一间教室，黑板上还留着以往的数学公式，掺杂了新近的卖鱼账目。床和地上布满杂物，却没有成型的东西，一架只剩壳子的风扇，是唯一的电器，似乎一切都是临时的。康正宝早上收网回来，赤裸着铜色的上身，坐在凌乱什物间的一只小板凳上，不太习惯地聊起了父亲。
“我家四代打渔。”到水娃子这一段，依旧在水上讨生活，却在年丹江口电站蓄水时，被迫搬迁到长江以南的嘉鱼县。
离开了水面，水娃子没法习惯。呆了几年，自己跑了回来。一位同期的移民说，当时90%的人选择了回流。
回来之后，水娃子一家成了黑户，在水上东躲西藏，没有落脚之处，康正宝就在其间出生。一岁多的时侯，为了躲避政府抓捕遣送，水娃子一条船划到了堵河上游，在深山里安了家。这里有几户姓康的人家，以前遭遇饥荒，水娃子给生产队打渔搞副业到过这里，用打到的鱼周济过他们，眼下提供了两间棚屋。找到住处之前，还在红薯窖里安过身。
一家人在堵河落了户，卖鱼换粮食吃。岸上只是有个偶尔过夜处，一家人升火做饭也在船上，屋顶就是船篷。辛苦辗转之中，水娃子妻子去世，一人带着几个孩子水上漂，康正宝从小在水里泡大，十来岁开始跟着父亲捕鱼。
直到改革开放，才找关系上了户，回到了老家，在江边起了土房子。以后赶上第一次搬迁，往后坡上靠了几十米。年起了两层楼房，没想到住了十几年，赶上再次搬迁。
“他坐到桥上就哭了，说搬来搬去受罪，再搬就从桥上跳下去。”康国宝说。“搬一次败一次”不止是水娃子的经历。韩正龙幼年丧父，和瞎眼母亲居无定所，成年后葺了两间茅草屋，靠拉纤养活家小。好容易家境爬起来一点，房子扒了茅草苫瓦，住了五六年赶上丹江口第一次蓄水，要求后靠搬迁。韩正龙舍不得房子，一直到水淹到家门才走，得到了几百块补偿。韩家洲的人都是那次从江滩搬上梁子，吃水不便。住了二三十年，又赶上这次搬迁，走得更远。韩正龙一生中搬过五次，“这是第六个住处”。
康国宝回忆，父亲哭了好几场，不得已跟着大家下去，一下去又哭，他也呆不住，无事可干，在移民村修了几天路，手上完全没感觉，看着一片旱地，心里直发慌。“做梦都是老家的日子”。只要回来，怎么活着都行。耐着性子呆了半年，打听到小孩回来能上学，父子就搬回来了。
搬迁之前，八十岁的水娃子自己还有一条船，一副小粘网，自己弄些鱼换酒钱。回来之后，他无船可下，坐在亲戚家院坝里，每日望着江面发呆。两年后他去世了，最后一次的搬迁，似乎伤了他的元气。
最后的时光，他在十堰城里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家里轮流住，但相比十堰城里的出租屋，他更喜欢呆在小儿子寄居的亲戚家。每次从住处去上游的辽瓦店理发，走过江边老屋的旧址，“他都哭得跟啥样的。”库区蓄水没有到达规划水位，始终没有淹没老房子，但只剩了一片人手拆除后的废墟。
前年腊月二十八，小儿子的班次还没到，看着他身体不行了，发高烧，赶紧送到小儿子家里来，半路上就去世了。
过世的水娃子，和父母葬在了一起，在坡上一处小松林里，遥望汉江。他终究有了一处可以安心休憩之地。
一个叫韩天顺的人，打算学习水娃子。迁徙到随县石府移民村之后，他查出自己得了肝癌，就跑回老家投靠女子，准备死在那里。他如愿以偿，埋在了加油站附近坡上。当初搬迁下来的老人，已经有十多人过世，埋葬在异乡的土地里。
图回流家乡移民的采砂船
生计
康国宝每天的生计都挂在网上，一大早从水里拉上来，看得清楚。
网是傍晚下的，清晨收网，下的是大粘网，一排两百个网眼，可以在水下站立十米，像一睹城墙，绵延六七十丈。网眼两寸四，可以捕获从一斤往上到二十来斤的鱼。主要的品种是红花鲢，重量多在十几斤。以前江中鱼类的品种更多，有红哨鳊，翘嘴鮊，鲤鱼和黄颡。蓄水之后，洄游鱼类就减少了。
“打渔就是小打工的钱。”四五副大网，运气好时一天能有两三百元收入，不好时只有几十元，一年可以整个两三万。但相对于打工，康国宝更习惯干这个，“自由”。妻子也出自渔家，和他一起搭手下网。与以前不同，眼下他失去了这里的户口，只有用别人的手续，“自己小心点”。因为禁渔期下网，他被抓住一次，罚了千多元的款。平时遇见了，因为没手续，也要“进贡”。也有人欺负他，故意扯他的网。医保在这边也用不了。
关于未来，康国宝没有打算，只看几个儿子。儿子们或出门打工，或上技校，祖辈几代的水上生活，到他这代要终止了。
躲藏在汉江岸岔打渔的“黑户”，不止康国宝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