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封叶文王伐九国示意图上两篇说到，通过“征伐九国”（九非实数），周文王在位末期，现在陕西关中、山西中南部、河南中部黄河两岸等大片地区，甚至包括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少部分区域（如石国），都已经被周人控制或成为周人的属国。周文王怎样打天下——文王伐九国（上）周文王怎样打天下——文王伐九国（下）其实，文王在世时周人已经控制或极大影响的区域，还远不止这些。很多人知道，后来周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时，除了周军外，还有“八国联军”，也即八家盟国军队，分别来自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八国。八国中除了羌可确定为西北部族、微国地望还有待确定外（一说微国在陕西眉县、扶风一带），其他六国都是西南江汉之国：庸国，在今天湖北竹山、竹溪附近；蜀国，以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中心、北境达今陕西汉中一带；髳国，钱穆认为是在河南南阳西南荆山汉水间；卢国，在今天湖北襄阳以西南漳一带；彭国，在今湖北房县附近的南河即古彭水一带；濮国，在今天湖北荆州南部枝江、当阳一带。（注意，按上面的地望，髳国在汉水北，蜀、庸、彭、卢四国都在汉水与长江之间，濮国在长江以南的今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众所周知，从周武王即位到牧野之战之间的时间很短，仅仅几年光景。因此牧野之战时的八家盟国（大部分为江汉之国），应该不是武王时期才成为周国的盟国的。那周人最早何时开始经略南土，乃至影响力达于江汉的呢？汉代的经学大家郑玄在《诗谱》里说，“文王之道，被于南国”。可见最迟文王时，周人已经经略南土并卓有成效。周人经略南土、影响力达于江汉一事，在考古资料中也可见端倪。考古工作者发现周原出土的商末周初甲骨中，有几片上面刻着“伐蜀”、“克蜀”的字样，这应该就是描述文王时期之事。当然，当时的蜀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大国（见著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所以文王不大可能攻占远在今天四川广汉的蜀国都城，这里所谓的“攻蜀”、“克蜀”，也许指的是周人进攻并占领蜀国北部汉中一带的部分国土或据点。但是后来蜀国不但没跟周人敌对，反而在武王时助周伐纣，说明文王“攻蜀”、“克蜀”后，中间一定又发生了一些故事，导致双方“不打不成交”，最后居然成为盟友了。至于这中间发生的故事究竟为何，今人当然是难以猜测了。此外，还有一片周原甲骨上刻着“今秋楚子来告”的字样。我们前面讲过，文王被囚羑里前，招贤纳士招来的贤臣中有一个“鬻子”，他名字叫鬻熊，也即芈姓楚国的先祖。楚国虽不是牧野之战帮助周人的“八国联军”之一，但在商末鬻熊时期它也属于江汉之国，位置大致在今天河南淅川县西南的丹水北岸，即古人所称的“丹阳”（山南水北谓之“阳”）。江汉地区的楚人首领鬻熊能成为文王的臣子，显然也表明文王时周人的影响力已经抵达江汉了。可见文王经略南土的方式，武力是有的（“伐蜀”），但是“软手段”应该更主流，毕竟文王是要争取建立反商同盟，广交战略合作伙伴，而并非要四处树敌。这样也符合“远交近攻”的策略。至于文王经略汉水诸国的路径，应该是从现在的陕西眉县南，通过褒斜道（褒水、斜水河谷）越过巍峨的秦岭，沿丹江进入汉水，然后顺流而下。文王经略南土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传统史书自然是都往“仁德”上归。其实江汉的一些国家，当时和商朝的关系本也不睦。话说在殷墟卜辞中，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商人讨伐庸国、濮人的记录。至于卢国，著名的妇好（武丁配偶之一）墓里有一支卢国进贡的大玉戈（上刻“卢方皆入戈五”字样），显示武丁时期卢国还臣服商朝；但后来不知为何卢国和商朝就逐渐交恶，殷墟里发现有一块卜辞，居然是用卢方伯（卢国国君）的人头骨为材料的，这在殷墟卜辞中是极为罕见的。商人把卢君的脑袋砍下来还把头骨当成卜骨刻字，卢国人岂能不恨商朝？再说商末位于今湖北房县附近的彭国。其实彭国原本立国在今天江苏徐州市区，故而徐州自古就有“彭城”的称号；是商王武丁时期商军攻灭了徐州彭国后，彭国部分族人才向西迁徙，备尝艰辛，辗转又在今天湖北房县建立了一个新的彭国。彭人对商人的仇恨自然也不必多说。（据说彭国从立国到被武丁攻灭，足足八百年时光，于是后世就有了“彭祖八百岁”的传说。）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庸、濮、卢、彭等江汉国家历史上都曾和商朝有仇怨，周国也和商朝有仇正准备“翦商”，那双方联络起来自然是倍感亲切，结盟也就顺理成章了。说到这我们再想想前面讲过的文王伐崇之战，可能也有方便与江汉反商盟国军队会师的战略目的。商朝毕竟是称雄数百年的大国，文王为了保证灭商的绝对把握，自然要借助所有反商诸侯国的力量，争取组成伐商联军。不灭崇国等国，江汉一带的周人同盟国就不方便北上与周军在河南会师。古人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们前面介绍过，文王末期时经过征伐九国，现在陕西关中、山西中南部、河南中部黄河两岸等大片地区，甚至包括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少部分区域（如石国），都已经被周人控制或成为周人的属国；再加上同时期文王在南土的经略、与江汉各国的结盟，周人影响力又抵达陕西南部的汉中、河南至湖北的江汉流域。从地图上看，周人显然已经对商人都城安阳殷墟形成了西、北、南三面的战略包围圈了。而且通过这一系列征服战争和结盟交往，除了地盘的扩张，周国在经济上自然也获利匪浅，大大增强了国力。如前几节我们预先讲到的那样，文王“把蛋糕做大”，有了更多财富、地盘和战俘奴隶后，既能封赏功臣，拉拢本国的贵族、奴隶主，又能向本国的平民和贫民施以恩惠，争取中下阶层的民心。至于把周国境内的别国逃奴送回去更是一点不会心疼，文王正好用自己的“有亡荒阅”来“鞭挞”纣王收留各国逃奴的行为，来交好其他诸侯国和方国。尤其是得到甜头的周国武士阶层，恐怕这时就像后来战国时的秦国人或18、19世纪的英国人一样，对于对外扩张掠夺财富十分向往，一听到要对外发动战争就“嗷嗷叫”起来。再看商纣王那边，此时殷商的势力范围，则仅剩河南北部、东部，河北大部，山东西部，以及新征服的东夷地区即鲁中、皖北、苏北一带。从地图上简单对照看，周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地域虽然不能说是商人势力圈的2倍，但前者显然也已经略大于后者了。不过，我们也不能说这时周商实力对比就是周人超过商人了。首先，商朝从人口、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来讲，还是大大领先的，它的地盘虽不大但开发程度高，周人那边则相反；其次，周人尽管新征服很多国家、新占领了很多地盘，但是时间较短还没能彻底消化巩固，尤其是那些西南诸国，当时与周国的关系也不是“君臣关系”而只是盟友关系，并不算牢靠。从这个角度讲，所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比较夸张比较“虚”，实际上此时周人一方的总体实力应该还是略逊于商朝一筹的。至于古人说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则更是溢美之词了。其实文王自继位以来，骨子里就盘算着如何灭大商报父仇；即使早年战败，后来又被囚羑里，他也从未断过灭商的念想，否则也不会费尽周折对安阳殷墟进行战略大包围。只不过可惜的是，就在文王的灭商大布局大致完成、周人已经初步具备与商朝决战的实力时，他的阳寿却已经到头了。（节选自唐封叶著《简说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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