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世说新语十三讲》，作者:骆玉明，河北教育出版社，已获出版社授权。本文约字阅读需要11min
壹
士族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中享有多种特权，他们的权益得到国家法律制度和不成文法的保障。仕宦对士族的社会地位当然有重要的意义，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士族——尤其公认的世家大族，由于其势力根基深厚，他们的声望与地位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这种家族即使接连数代出现仕途滞涩，也未必就会彻底沉沦，常见的情形反是依然受人尊崇。相反，庶族人士尽管由于各种机缘（譬如受到皇帝的宠爱或信用）而进入政治结构的上层，他们的社会地位仍不能与世家大族相提并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一句名言，对于封建贵族而言，“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讲究门第的魏晋南北朝，为了防止贵贱、尊卑不同的血统间的混淆，士族在婚姻上实行严格的内部通婚制度，以确保血缘上的纯洁性。多个家族通过婚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其实际意义还在于构成家族之间共同的利害关系。士族的成员依赖家族的力量获得个人的利益，家族愈是兴盛，个人的机会愈多。与此相应，个人也理所当然地对家族负有各种义务。对他们来说，“家”首先不是一个小家庭，而是同一父系血缘内包含几代人和众多人口的大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宗族普遍实行共同聚居制度。北方还有许多坞堡，这是一种封闭性并具军事防御能力的宗族聚居场所。南方士族的情况有较多变化，他们在京城中的宅第规模未必很大，但大士族通常另有庄园，建有园林式的别墅。这些庄园、别墅虽然未必像中原的大宅、坞堡那样成为众多家族成员聚居的地方，但它至少经常用于家族成员的聚会。士族虽然拥有诸多特权，但一个家族能否持续地占有优势地位，仍然要依靠政治上的成功，因此家族中有无优秀人才出现至关重要。东晋百年，可以说是几大士族在相互制衡的情况下轮流执政的历史，这种轮替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看哪一个家族出现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因此，士族家庭对子弟的教育看得很重，尤其一族之长，更担负着在整个家族范围内培育人才、对优秀子弟加以特殊关照和提携的责任。贰
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诚是才者，其地可遗，然要令我见。”武子乃令兵儿与群小杂处，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谓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拟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观其形骨，必不寿，不可与婚。”武子从之。兵儿数年果亡。（《贤媛》12）这是一则关系到士庶通婚问题的故事。太原王氏为魏晋大姓，其地望原本还高于琅邪王氏，至东晋因王导成为开国元勋的缘故，两者才大抵相侔。王浑是西晋灭吴的主将之一，仕至司徒，“武子”是其子王济的字。王浑和妻钟氏（名琰）所生的女儿既然美貌而贤惠（“令淑”），为什么没有找到好婆家，这有点费解，通常是另有什么缺陷；王济欲从非士族中为妹择婿，想必是有不得已的考虑。后面所说的“兵家子”其实是指没有文化士族背景的军界人士的子弟，绝非一般所谓“当兵人家的孩子”；王浑曾领军，他们的社会关系中会有一些这样的人物。钟夫人听儿子说有那么一位“有俊才”的“兵家子”可以做他们家的女婿，回答“诚是才者，其地可遗”——如果确实有俊才，门第可以不论，这表明士庶不通婚并非绝对的规则，特殊条件下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但仔细观察了对象之后，她又说出了另一番道理：寒门出身的人，如果没有相当长的年代，不可能达到显要的职位，即使有才，也没有展现的机会。这位兵家子非长寿之相，所以其才虽“足以拔萃”，却是徒然的。结果当然是消了与之通婚的念头。这个故事主要表彰钟氏鉴识人物的眼光。但这里其实存在问题：假定钟氏能够确定王济所钟意之人是个短命鬼，这已经构成足够的否定理由——即便是名家子弟，也不是可以考虑的对象。所以说她当时就看出那位“兵家子”不得长寿，恐怕是后来附会上去的内容。她说“然地寒，不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原本的意思大约仅仅是说寒门子弟想要出人头地实在不容易，虽有俊才也会耽误女儿一生，总之是不愿把女儿嫁给他。正是因为在那一时代中，庶族出身的人往往空负异才，抱屈而终，士族家庭即使意识到单纯以门第看人的荒谬，但从实际利益考虑，也难以接纳他们。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贤媛》18）这也是一则关于士庶通婚的故事，与前一则不同的是，在这个故事里婚姻是成功的。一个富足人家的漂亮而又极其能干的女孩，宁愿给周家做妾，只是因为自家“门户殄瘁”，指望“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而这个女孩由于牺牲自己，提高了李家的社会地位，最终得到人们普遍的赞美，被选入“贤媛”的行列，由此可以看到门第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通常说来，庶族家庭与士族名门联姻后，会在士族的社交圈子里获得一定的礼遇。但纳妾并不算正式的联姻。李络秀最后能够达到原初的目的，还经过了第二个环节：她的亲生儿子周顗周嵩兄弟。尤其周顗（字伯仁），是司马睿称帝以前移镇江东时的僚属，后官拜荆州刺史、吏部尚书，为东晋开国重臣。李络秀以命相逼，要求周家与李家“作亲亲”，即当作亲戚来亲近，这才换来“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在贵族公开的社交场合获得礼遇）”的善果。真是辛苦一生。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刘孝标注引《周氏谱》“浚取同郡李伯宗女”的记载，认为“此云为妾，妄耳”。看来事情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浚原本就是将李氏女作为妻子娶回家的。李氏富足，周家考虑金钱的因素而忽略门第，这也不是不可能，中外贵族社会都有类似情况。但周围的人们不承认这是合法的正式婚姻，仍然认为李氏是妾，并且不给李家以“方幅齿遇”，直到周浚死后，周顗成为周家的主人，迫于母命，才努力实现了李氏的愿望。还有一种可能是李氏原来确是妾的身份，但周顗成为周氏宗族的族长之后，不愿承认自己为妾所生，所以在族谱上改写了父母的婚姻性质，这等于是一种“追认”。不管怎么说，《世说》与《周氏谱》的不同，背后必有深刻的原因，绝非简单的“妄耳”。门第不对等的婚姻所引起的暧昧情形另有一例，可以并观：王浑后妻，琅邪颜氏女。王时为徐州刺史，交礼拜讫，王将答拜，观者咸曰：“王侯州将，新妇州民，恐无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礼，恐非夫妇，不为之拜，谓为“颜妾”。颜氏耻之。以其门贵，终不敢离。（《尤悔》2）王浑前妻、王济（武子）之母钟氏身出名门，后妻出于琅邪颜氏，按说也并非庶族寒门，只是不如太原王氏显贵而已——或许此女属于颜氏宗族中衰弱的支系，但总还在士族之列。而王济是娶晋武帝常山公主为妻的（不过古代与公主结婚只能说“尚”，高攀的意思，不可说“娶”），这人以有才华、骄横、奢侈著名，是个典型的贵公子。他看不起后母，竟然称她为“颜妾”，而颜氏竟然忍气吞声，只为“以其门贵，终不敢离”。门第压人，一至乎此！王浑与颜氏女没有完成交拜之礼，这事有点奇怪。从常情来说，以王浑这样的身份，他的婚礼程序不可能因旁人的插嘴而临时改变。很可能婚礼原来就安排得有点简化，这就成了王济的一个借口。而王济用这样鄙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后母，正是为了凸显其父母两系血统的华贵。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屣；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贤媛》25）这里的“郗夫人”就是王羲之（曾官右将军）“坦腹东床”得来的老婆，太尉郗鉴的女儿。她的两个弟弟，郗愔做过司空，郗昙做过北中郎将。“二谢”指谢安、谢万。琅邪王氏与高平郗氏、陈郡谢氏都通婚，而从家族声望来说，王、谢略高于郗氏。在郗夫人眼中，王家的人看到二谢来，兴奋得不得了，但对她的两个弟弟却是平平。这也许有纯属个人的原因，譬如二谢与二郗相比，更容易让人亲近之类。但郗夫人首先感觉到这是王家对郗家的不尊重，是势利眼的表现；她让两个弟弟不要再登王家门，这也是给他们一个脸色，一个警告。而郗夫人对家族尊严的敏感和维护，也受到人们的赞美与尊重。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文度还报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后桓女遂嫁文度儿。（《方正》58）这是《世说新语》一则有名的故事，内中包含一些复杂的因素，向来的解说似乎都不够透彻。故事中一对父子，父王述为王浑曾孙，袭封蓝田侯，子王坦之，字文度。文徵明《兰亭修契图》故宫博物院东晋穆帝年间，桓温通过征蜀、北伐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建立威权，至哀帝初，以征西大将军加拜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假黄钺，成为东晋最高军事统帅。其大司马军府幕僚皆精心选择，有太原王氏的王坦之、琅邪王氏的王珣、高平郗氏的郗超、陈郡谢氏的谢玄，无不是东晋最高门第的俊彦（唯有桓温用力打击的颍川庾氏无人入幕，这也是当然之事），他们成为大司马府的华贵的标志。此时桓温提出要娶王坦之的女儿做儿媳，就官位而言，那是官长向下属要求通婚，王家应该兴高采烈才是，然而王坦之向父亲王述报告之后，却遭到痛斥，王述并且用非常不屑的口气谈论桓家的意图：“当兵的，哪能把女儿嫁给他！”《世说》将此则列入《方正》门，意思就在表彰王述不畏权势，凛然有风骨。书名：《世说新语十三讲》作者：骆玉明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果粒历史”限时特惠足不出户畅读《国家人文历史》杂志长按下方图片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