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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作人第七季#
商南人口源流考（二）
文/雷家炳
江南移民
江南移民，主要指清代乾隆年间，从安徽安庆地区的太湖、潜山、宿松、桐城、怀宁、枞阳、舒城、望江等县及六安洲迁来的移民。占居现商南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因当时安徽隶属江南省所辖，且祖籍地原本多在江南，故称“江南人”。
明末、清初，由于战争不断，兵燹匪患频繁，再加上灾荒连年与瘟疫流行等原因，境内满目荒荑，十室九空，人口骤减，所种者十之一二。以致形成“官虽设无民可治，地虽广无人可耕”的局面。据罗文思创修《商南县志》中载：乾隆十七年（）,全县仅有余户，余口人。清王朝在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开始着手恢复社会经济。为避免土地撂荒，保证财政收入，强化统治，巩固政权，顺治专此制定了《垦荒令》：“招来各处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康熙为保证垦荒政策的落实，又修订了《垦荒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优惠政策，并把垦荒的多少和人口的增减作为对州县地方官员年终考绩的一项依据。尤其是，清乾隆初年间，江淮、江西、湖广一带连年遭受洪涝灾害亿万生灵流离失所，逃荒来到了陕南，被这里温和湿润的气候、阔野旷土丰富资源与优惠的政策所吸引。信息传开，带动了家族、亲友、朋邻，成群结队，前后蜂涌迁徙而来，其中部分在明成化年间安置返乡流民又重新返回到了这里，以致商南人口猛增。到光绪三十年（年），人口增长至人。由于这次较长时间的大规模迁徙，属民间自发行为，故此，《清史》和《安庆地方志》对此都没有具体记载，而民间族谱则记载极为详实。
据族谱记载，八龙庙周近的十几个户族，皆系清·乾隆年间，先后由江淮安庆地区前来。来得较早的是里边沟和试马土堰蔡家，系乾隆初年由安徽太湖迁来；纸坊沟盛氏家族，系乾隆十二年由桐城泥鳅洼迁来。雷氏家族，系清乾隆十九年（），由祖公雷章锐与祖婆姚氏携千邦、千帧二子，一担两筐由安徽省桐城县庙台子迁陕，先落脚在试马寨与清油河交界处的东沟，后选纸房沟地龙王沟口搭棚定居，开荒得宝后，遂买下了蔡家老屋场；至今以历：章、千、世、盛，诚、实、振、家、声与得、志十一代。同沟的胡家、李家和姚家，原本祖籍皆为桐城亲邻，后闻讯相约循迹迁来后亦为亲邻。
萝卜沟邱家亦为相约于嘉庆初年间由桐城迁来；百家岗和郭家垭吴氏家族与富水贺氏家族本同宗，系乾隆年间从安徽宿松迁陕而来。
红庙蒋氏家族，由祖公高选带子明晃、明显于清乾隆初由潜山迁陕入境定居，已历如、宗、序、锡、章、周、本、燕、贻、昌十世。
试马大坪、毛河及小沟、十里铺章氏家族系乾隆年间由安徽太湖五羊畔迁来之祥八股后裔。
石垭子程家，系宋代理学家程颐夫子的后裔，于乾隆九年（），由祖公程隆锺自安徽潜山县北乡和平新义村迁来定居的。
赵川的赵氏家族，于乾隆十九年间迁徙到滔河流域垦荒种地，赵家川以此而得名。
索峪河罗氏凸（BāO音堡）罗氏家族，即先祖长孟公、长乐公奉母于乾隆十九年由安徽太湖赤土岭迁来索峪河定居的，已历：长、作、邦、家、辅、英、才、庆、笃、生十代。
白玉柳树湾上河杨家与赵川淤泥湾杨氏家族，系杨令公后裔，祖籍亦为安徽安庆地区潜山县，也是由弟兄二人于清乾隆年间迁陕来商，分居两地后成为当地大户姓，派行与老家相同不乱。
黑漆河方氏与刘氏家族、汪家店曹氏家族等50余姓户族，皆由安徽安庆地区迁入，其中，最早，最多的是从太湖县迁来的人。故此，商南素有“小太湖”之称。“江南太湖”就成为安庆地区移民的代名词了。
这里的太湖原本指的是安徽安庆地区的“太湖县”，后多被人们误为江苏与浙江接壤处的太湖湖泊了，也导致多人去太湖寻祖而不见。
移民入境后，大致情况是，先来者可随意选址占山圈地；次来者则见缝插针；最后来者只好从先来者手中购买或租借庄房定居，或在深山处立足。
然而，由于当时宽阔的川道河流地区，多芦苇沼泽地，且多古树盘根错节，难于开发，故而先来者便多选择“易开垦，见收快”的浅山区搭棚定居。而次来者反而多在难开发的川道居住。
如窑沟陈家于乾隆初年由潜山迁陕，先落脚在富饶富水，但嫌芦苇沼泽地难以开发，又因传说富水为船型地，“陈”与“沉”谐音而不宜，遂选地于十里铺窑沟定居；而将宽阔的富水让给了后来的贺家。
又如石槽沟柯家，初来时落脚在试马与毛河交界处的烂泥湖，由于嫌难以开发，又寻觅到石槽沟定居，将富饶的烂泥湖让给了次来的方家；而方家也嫌烂泥湖难开发，又以六元现洋和半匹布的价格卖给了后来的宋家，自家则去到深山腰庄花岔居住。
宋家在此开垦大片水田，又兴池塘养鱼鸭，很快发展成为了名门望族。
王家楼路家在安庆老家系陈家女婿，于乾隆二十四（）年，由路家约迁来商南，开始在陈家占居的窑沟居住，后于乾隆三十二年（），才另辟居王家楼。我们雷家来商定居后，章瑞公即返桐城老家变卖土地、处置家产与带族谱来。
据此种种情形可见，这次经历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由皖迁陕移民，是在“垦荒令”政策鼓励下，再加上连年旱涝灾荒逼迫等因素下，自发性迁徙行为。
“江南人”的来历
安徽安庆地区，本属江淮地带，地处长江北部。然而，来自这里的移民，皆自称为“江南人”。
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是，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就被用于行政区划。明代开始立都于南京，其“南直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安徽省全境以及今浙江省嵊泗县、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
清顺治二年（年）于南直隶改设江南省。清顺治十八年（年），江南省一分为二，分为安徽和江苏俩省，江苏省，取自江宁与苏州，省会南京，称“江南右布政使司”；安徽省，取自安庆与徽州，省会安庆，称“江南左布政使司”。这是称江南人原由之一。
其二，追溯起源，更主要的是安庆人祖籍地原本多在江南的江西鄱阳湖畔，系于元末明初，才由江南移居江北安庆地带。
据族谱记载，耀岭河叶氏家族，宋、元时期，祖籍地在江南鄱阳湖畔吴城，时为“振江左之叶遮天”。元末战乱期间一股迁至江北安徽潜山县，亦成为当地的大姓族氏。
乾隆三十一年（），仅由潜山迁陕就达数十股，其中叶代发与刘氏夫妇，一担两筐由潜山迁陕至商南境内之耀岭河草洼定住，后繁衍发展至赵川店坊河等地，成为名门望族（详见《叶氏迁陕记》）。
周公旦第三子伯龄赐姓蒋，伯龄第93世孙发昱、万浩，于元末明初战乱年代从江西省东北部弋阳迁徙潜山定居，繁衍至十七代孙，由高选于清乾隆初带子明晃、明显迁陕，定居于商南县红庙，已历如、宗、序、锡、章、周、本、燕、贻、昌十世。
乾隆初年由自潜山迁陕的东沟陈家，祖籍地原本在江南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乾隆年间由潜山县迁陕的十里铺何家，祖籍地原本在江南鄱阳湖畔，至今沿用老家楹联未改。其堂联是：“祖武箕裘，家声麟凤；皇猷黼黻，国器圭璋。”门联为：“野气多春，门外清池云外鸟；居家有道，窗前绿水案前书。”墙联系“户纳三江水，池开五色莲。”。
索峪河罗家凸罗氏家族，原祖籍地在江右鄱阳县算子桥，由迁皖一世祖世伟公于明初迁居安徽太湖县赤土岭怀乳尖下（今太湖县东乡罗家河）。清乾隆十九年（），由十二世祖士元公之长子长孟公、次子长乐公奉母迁陕，于商南党马梅子店定居，后移居索峪河罗家凸。
我们八龙纸坊沟雷氏家族，系清·乾隆十九年由安徽桐城迁陕来的，然灯笼上一直书为“江南冯翊郡”；而祖辈口耳相传为来自“江南‘瓦西坝’”。据雷氏族谱记载：“吾族（明初）由鄱迁桐，自迁桐始祖寿九公（洪武人才进士）……其子贵一、贵二、贵三、贵四、贵五、贵六、贵七各公，分别迁住太湖、遣怀邑钦化乡”、“皖盐店巷（六安）”、“桐西王母塔”、“黄马河雷家桥”等地。至第十四代祖，才由章锐公携妻儿自桐迁陕为始祖。访及赵川赵氏家族、何家湾何氏家族等许多来自安徽安庆地区的迁陕移民，皆称：“老辈子相传，原祖籍系江南“瓦西坝”。由此可见，这“瓦西坝”原本是迁陕江南人统一的根。
经考，“瓦西坝”原本为“瓦屑坝”，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也是明初移民的集散中心。“瓦屑坝”与“山西大槐树”，同为明初朝廷钦定的移民点。只不过“山西大槐树”为北民南移聚集地，而“鄱阳瓦屑坝”则为南民北移集散地，只是当时没有直接涉及到商南罢了。据传，当时瓦屑坝渡口有一株大樟树，故，素有“南樟北槐”之说。
据不少历史资料记载：自元至正十一年（）彭莹、邹普胜、徐寿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徐寿辉及其部将赵普胜与陈友谅多次率兵沿江而下攻安庆及周围各县。朱元璋与陈友谅和赵普胜又多次大战于鄱阳湖、安庆、池州一带，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朱灭陈后安庆才恢复安宁，但战乱长达十三年之久，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而江西饶州一带受战乱较少，人多地少。
明初，朝廷鼓励向江淮及四川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官府派兵将被安排移民的对象聚集到瓦屑坝大樟树下码头上船，通过鄱阳湖入长江，向东进安庆府到桐城、潜山、池州、凤阳……，向西入黄州府到麻城、黄安、蕲州……最后被转到四川的也不在少数。
朝廷一纸“禁止回迁”令，无情地斩断了移民回乡的念想。年长月久，与故乡失去联糸，移民逐渐忘记了祖籍的具体地点，但瓦屑坝却千百次在记忆中出现，且口口相授，代代相传。就像华东等省区只记得“大槐树”一样。实际上瓦屑坝只是移民集散地，他们原居地分布在江西饶州、九江两府各县。
清康熙年间官居大学士的张英，是桐城人。他说:“吾桐(城)与潜(山)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许。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之青山焉。”(见康熙《潜山县志》卷十四)。清初宿松人朱书也说：“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杜溪文集》卷三)。有人统计了桐城县的63种族谱，其中有20%的家族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其余也大多是在元末明初由江西迁来。宿松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民国《宿松县志》记载了该县尚有族，其中族是明中期以前迁入的。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族中，迁自江西的有族，占83%；其中有38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鄱阳瓦屑坝，已是安庆地区移民后裔一致认同的根。——这就是来自安庆地区移民何以称“江南人”的缘由。
下湖人
“下湖人”，系指湖广与江西等地迁陕来商南定居部分移民。历史上的湖广行中书省为全国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下辖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等30路。今湖北、湖南西部以及陕西南部的汉中和安康地区则属于四川行省管辖。下湖移民主要与“湖广填四川”历史背景有关。
明末清初连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清军大肆滥杀，地方豪强结社自保，乡村无赖造反。接着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继而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又加上虎灾泛滥，使得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据官方统计，年四川成都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在“垦荒令”基础上又推行了施行了《入籍四川例》一系列“填四川”的优惠政策。然收效有限，遂又专颁《填川诏》。当时基层的实施部门为实施“楚民实川之诏”，大都采取武的办法，以强行捆绑遣送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这就是清初颇具影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从清康熙十年(年)开始大规模展开，至乾隆四十一年(年)为止，前后共历时年之久。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万人，占四川总人口的62%。当时不愿去四川者，部分则顺汉水辗转鄂西北而迁徙到商南境内。
再者，清初，湖北遭受洪涝灾害达14次之多，范围达93州县，七八百里漫成大湖，舟航树杪，鱼游釜中，田庐漂荡，亿万生灵流离转徙，部分辗转到了陕南商南等境内的。因入境较晚，故多聚集于过凤楼一带和南山地区居住。
至今过凤楼周边仍为下湖移民后裔集中聚居地，俗称“武昌佬”。如：小栗园石家，原籍湖北兴国岩头堡。系其先祖石宗昌于清嘉庆二十三年（），随逃荒难民来陕定住商南小栗园，后发展成商南的名门大族。阮家湾阮氏家族，系于清乾隆年间，由湖北武昌兴国州吉口石梁湾（现湖北咸宁市通山县黄沙铺镇）迁徙移居现址。同来的还有索峪河朱家、胡家等户族之间都有亲戚连带关系。湖北兴国州滑石口潭氏家族之一支，于清康熙四年（），由湖北老家辗转流徙，后入境定居赵川、湘河文化坪等地。我县“下湖人”移民后裔，约占到总人口的10%左右。
零星入境定居移民
除上述几次大规模移民外，平时，也有一些做生意人、官宦眷属及逃荒避难零星入境定居的移民。由于商南地处三省八县交界，河南、湖北、四川一些工匠手艺人与商贾往来频繁，不乏在境内定居者；其次，亦有不少逃荒避难来境内定居者；再者，还有一些官宦眷属在境内落户定居的。例青山文氏家族，系青山守备文辉祥后裔，原籍江西萍水县，文辉祥（—.4），字明山，江西萍乡县人，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率军到陕西追剿捻军时，文曽在左部任参将、游击等职。于清·光绪五年（），调任青山营守备府守备，后卒于任上。其后裔遂定居青山而留下文氏子孙。索峪河李氏家族系淅川知县李诺绳的后裔。李诺绳原名李书浓，原籍是江西武昌进贤人，中举后调任河南淅川知县，娶妻为商南石门陈氏女。在任清廉，颇有政绩，人称李青天，死后加封六品，葬于淅川县公墓地。其妻携子回商南，初始定居沐河寺，后散移索峪河、党马店等地，已历科、甲、扬、名、远，培、始、祖八代。
综上所述，从商南历史变迁中，不难看出其人口主体系由土著人、流民和移民构成多样人口源流格局。其中移民占居99.﹪以上，其中包括平时因官、因商及逃荒避难等少数零星定居境内者。现今大凡问及商南人祖籍地时，回答无外乎“大槐树人”、“江南人”和“下湖人”三种，很难寻找到明代以前，在本地居住的“当地人”了。
移民迁徙商境，加速了商南大地的开发，给商南社会、经济、文化都带来巨大变化。不仅使境内人口数量增加，而且带来了南方的水稻等物种以及手工艺、冶炼、染织、槽纸等技术及文化、艺术和习俗。这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渊源，使得商南形成为南北文化交融与民俗风情汇集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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